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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运华:“面向未来的价值合作”与中美外交观念的更新

  邱运华

  给美国读者写一部描述20世纪中美关系的书,亨利·基辛格博士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从1972年起,中国普通民众就开始认识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大鼻子犹太人,在最具有局限性的大众媒体上,这个来自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身姿、面貌不断地出现;他反复往返在美国和中国的首都,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例外。假如说中国人要选择一个美国人作为“好人”,那么,基辛格博士至少与斯诺、史沫莱特并列为可靠的人选。可以这么说,20世纪中美关系之间的重大活动,都可以看见基辛格博士的身影;特别是在美国政府看来,最有资格对中国问题发言的政治家,那就是基辛格博士了。中国大部分民众和读者几乎认同这个观点。

  的确,这次他完成的巨著《论中国》( On China )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12年10月版),就是一个宏伟的证明。无法再想象,在美国政治家里面还有谁能够写出这样具有深厚哲学思想和战略理解的巨著?对于美国学者来说,这个宏伟巨著具有面向未来的价值;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基辛格博士书里字里行间所渗透的对中国立场和中国发展的同情心,则具有深厚的道德意义和情感意义。

  《论中国》把20世纪中美关系的全部战略问题放置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背景下来考虑,并对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始)抗争外国势力的心理和情绪,表达了充分的同情。能够在这个思想文化背景下讨论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无疑具有鲜见的文化高度。但总的说来,《论中国》是一部面对美国读者而写的著作,我们不能说它立论是否公正,执论是否对任何一方具有偏颇,——毫无疑问,在基辛格博士叙述过程中,这个偏颇和不公正已经被老资格政治家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我们下面要强调的是,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最具有建设性的面对现实困境的解决思路,它恰好是反基辛格博士思维路径的。

  基辛格博士解释20世纪中美关系问题的总观点,可以聚焦到“中国的独特性”这个开章明义的标题上。他叙述了鸦片战争前后“天朝帝国”从“叩头问题”到分疆裂土的经历,过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三角外交、朝鲜半岛的战争、中苏美三国的外交格局、1972年的和解和准联盟、邓小平时代,以及中国对越作战、对印作战、中国的改革与美国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前言Ⅵ)以下,特别是在理解国家之间的重大事件过程中,基辛格博士不断沿用这个信条。我不能说这个观点有任何的错误。实际上,自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流行以来,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我们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习惯于沿用这个观点或思路。我想说的是,恰好在基辛格博士的论述中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一种突破流行观念而基于具体对象研究、形成一种外交思想新思路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基辛格博士的这个“过于快捷的附和”表示不满。

  基辛格研究中美外交战略的一个基本格局是:设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永恒不变的,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中国一代代国家领导人在实施中美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把中国国家利益隐藏在全球战略规划的宏图下,利用中美两国实施这个宏图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美国则承担着普世价值的输出职责,却不兼顾自身的国家利益。二是中国与美国(乃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策略,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某些基本特点有深刻的联系,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受制于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文化传统,例如他所谓“中央帝国心态”。而在权衡美国的对华战略,则坚持美国永恒价值的普世性和永恒不变性质,“绝对性特”(p444)。这就构成了两难境地: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顽固僵化和美国外交思想普世原则的难以适应性。“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内政。”(p445)面对这一难境,双方无法沟通和互不信任:“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p516)他断言,“即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成为严峻的挑战。”(p518)这样,基辛格一方面明确“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脚色。”(p517)另一方面又强调“对这两个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p517)之所以复杂,原因在于它们各自坚持的原则不可更改。

  基辛格博士毫不掩饰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社会价值外移倾向,即价值输出主义,用美国国内的价值标准处理国际事务,例如对待柬埔寨红色高棉、中国80年代末的悲剧、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的种族事件、伊朗、伊拉克等,美国外交决策者显然把国内价值观输出了。美国价值观输出的方式就是诉诸武装干涉,或者推动联合国维和干涉,或者美国与北约出兵干涉,或者美国单独出兵干预。他们张扬所谓人权,反对国家主权;主张在普世价值面前不存在国家和民族主权。

  在宣传美国认可的普世价值的同时,基辛格一方面明确中国的“例外主义”是以文化普世主义来影响地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却疏于把中国领导人的对美外交战略背后的价值观普世化,而仅仅强调其感情色彩。他把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对外政策归纳为一点:即中国主权从来拒绝受制于外部势力。当然,这个归纳没有什么错误,正如他归纳美国领导人从来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样。但是,这并没有显示中国对亚洲地区外交的正义观念,更没有正视中国对美外交的哲学价值观,当然也就无法(像对待美国外交战略的普世价值一样)理解中国对外战略的价值观。

  把中国外交决策思路做历史化阐释,例如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策略,这是基辛格博士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解释说:“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领袖。中国历史的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p240)”甚至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威胁,“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深陷战略险境,但他们分析时不谈本国的关注,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纵观全球形势。……(他们)像授业儒师一样谆谆教诲来宾如何推行全面地外交政策。”(p347)等等。上述理解分布在全书的各个部分,归纳起来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p517)为此,他慨然漠视江泽民“我们的时代已经淡化意识形态”的提示。我以为,正是基辛格博士的这个历史文化视野妨碍他看见中国人处理国际事务的另一个思想维度,这个维度在近代中国历史痛楚中诞生,就是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一方面是施教于四海,另一方面是忍辱于当下。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的难处。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这几代政治家深感痛楚的乃在于此。基辛格仅仅看到中国领导人施教于四海的哲学家品格,而漠视他们忍辱负重、崛起于世界的渴望,仅仅看到他们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者角色,而漠视这种传承中的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因素,那是无法透彻地理解中国外交战略的全部,甚至精髓。究其根源,乃在于基辛格未必有足够的思想深度体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民深受外国势力侵略、瓜分和侮辱,并发挥为精神和思想文化。

  所以,基辛格的问题提出和理解模式,总是局限在变动着的中国时势与永恒的美国价值观的角逐。一个不动的美国和一个不动的中国(坚守普世价值观的美国和坚守传统文化观念的中国),这个思考的格局至少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公平的、不确切的。回顾中国最近四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无论优劣评价,都无法否认一个趋势,那就是:中国社会在朝向民主社会接近,在朝向国际事务认同的价值观区域越来越接近(实际上,这两者既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所认同,也为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所认同)。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民的价值观是否八风不动呢?也未必。美国的三十年在价值观上也在发生变化。冷战思维下的美国与当下的美国就有巨大的差异,处理哪怕是完全一样的事务,也会采取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从尼克松、福特、卡特、大小布什、里根、克林顿到奥巴马,历届总统的更迭,总是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一成不变的美国是没有的。倘若承认“民主”和“自由”是不变的价值元素,那么次一层级、次二层级的价值元素是否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呢?假如可以作肯定的回答的话,那么就存在着广阔的思维天空了。

  如何理解这个“动”与“不动”呢?我认为,中美两国政治家和民众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趋向:民主社会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一些基本的价值元素例如对人生存权利的尊重、对民族文化(宗教、习俗、艺术、语言等)的尊重等,对于两国价值观来说,不存在异议,是共同遵守的。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另一种视野来描述中美两国的外交战略呢?——在中美两国走向理想的民主社会的过程这一大方向下,对一系列价值元素的认同,可以成为战略合作的基础。这个视野,我想称之为“面向未来的价值合作”。它较之于外交对抗战略,显然具有文化优势。

  “面向未来的价值合作”将中美两国价值观区分不同的价值层面,例如区分为核心价值层面、次核心价值层面、一般价值层面、非决定性价值层面(或区域),双方可以就共同认同的价值元素分层次、分区域合作,这个合作可以名之曰“求同合作”;而对于双方存在认识差异的价值元素区域,则进行广泛磋商,纳入不同类别的人员(学者、官员、民族人士、媒体等)进行对话(像“芒克大辩论”一样),这个合作可以名之曰“存异合作”。在价值观领域进行“面向未来的价值合作”较之于目前的僵局,具有更大缓和的空间。恐怕在这个前提下,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p516)才有破冰起航的可能。

  

  (作者单位:信誉好的买球平台教授,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