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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中国存在阶级固化吗?

  从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阶级差别。然而,存在这样的阶级差别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激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康有效的阶级流动机制:底层的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渠道,上层社会也需要一个自我淘汰和更新的机制。从改革的角度看,能上能下是必然的,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落入社会下层。然而,能下还要能上,如果社会下层的民众没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底层社会就会出现固化现象,容易引发集体行动,严重的话还会引起社会冲突和动荡。换言之,阶级分化是必然的,但阶级固化则不是必然的。

  这里所说的底层民众,主要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进城农民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底层社会的精英应当有较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普通民众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草根阶层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而社会上热议的各种“二代”问题其实正是这种“天花板”现象的另一种写照。社会是按照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来进行分层的,所谓的上层社会,指拥有较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群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经济资源可以以遗产的形式直接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具有丰富政治资源的人可以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让子女继承自己的一部分政治资源。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再生产的产物,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世袭制。正是这种资源的世袭制度,制造出了一个草根阶层攀升时看不见的天花板。

  无论是城市下岗工人,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既无经济资源,也无组织——政治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自身的人力资源。在许多年前,穷人的孩子辍学之后仍然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但在今天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只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部分人的成功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方面,那些“培训三天就可以是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为打工者提供积累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源的机会。由于没有人力资源的积累,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价值递减的趋势,从而就越来越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对于穷人的孩子来说,读书没用(上普通的大学没什么用,只有上名牌大学才有用),不读书更没用(不读书意味着他们无法积累下层社会民众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力资本)。在义务教育阶段,围绕学区房的市场化分配来争夺教育资源:有学区房才能上名校,而有钱才能买到学区房。在高中阶段,虽然主要通过中考的方式进行录取,但是,在分数的背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经济上的大力投入——花钱上各种补习班。在高等教育阶段,在职业学院和名牌大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名牌大学承担了生产精英的功能,而上了职业学院,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将来的出路只能是当工人,上层社会的门就对这些人关上了。因此,底层民众走职业学校教育的路,虽然有路可走,但却是一条通向社会下层的路。

  总之,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与经济社会变革中向下沉沦的社会底层民众,构成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矛盾的主要方面。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的迅速暴富和可疑的发家史,与底层民众向上流动机会的缺失,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仇富”的氛围,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由此生成,国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维稳”成本。由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处于进行时,改革的进程必然引起处于政治经济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这容易导致他们处于焦虑不安、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情绪,这或许就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的反映。这种社会心态,反映了社会脆弱以及社会整合的必要性。